张居正大传/二十世纪四大传记丛书

三四月的天气渐渐回暖，阳光照满北京的郊野，前去泰安的人回来了，但是居正的病势日见沉重。仙妃的保祐，只是一个幻梦，剩给居正的是重大的负担和缠绵的病躯。内阁中还有张四维、申时行，但是稍为重要的公事，四维不敢专拟，一切送到居正病榻面前，听候处分。
　　第二章 政治生活的开始
　　嘉靖二十六年，居正为庶吉士，从此踏上了政治生活的大道。
　　这时政治的大权，一切都在世宗手里。世宗是一个“英明”的君主，十六岁的时候，他只是兴王，武宗死了，遗诏召他嗣位。他自安陆兴王府入京。到了城外，礼部尚书请用皇太子即位礼，世宗立即拒绝，坚持着遗诏只是嗣皇帝，不是嗣皇子。十六岁的青年，这样地坚决，确实是一个英主的举动。即位以后，为了追尊父亲兴献王的事情，和大臣发生许多的争执，但是在大体上，我们毕竟不能不承认世宗称兴献王为皇考，伯父孝宗为皇伯考，是一种合理的主张。此外还有许多兴礼作乐的事，也许现代的我们不感到很大的兴趣，但是如废除孔子文宣王的尊号，只称先师，撤除塑像，只设木主，究竟不失为开明的举动。
　　然而嘉靖二十六年，世宗已经老了。他只是四十一岁，但是皇帝的年龄，和一般人不同。崇高的位置，使他的生活失去了上进的诱惑，于是他开始感觉到厌倦，再由厌倦感觉到衰迈了。从嘉靖十八年起，世宗已经不视朝；二十年以后，便一直在西苑万寿宮，连宫内也不去。一切的政务，都在因循和颓废中间销磨了。嘉靖二年起，世宗在宫中开始修醮，至此更是无日不在修醮的当中。当时还有前朝、后朝的分别，前朝百官的章奏，是给世宗皇帝看的；后朝便是道士的章奏，也是给世宗看的，但是后朝的世宗，只是道士的领袖。可是世宗对于整个的政治，仍然把持着，一步不会放松。他是洞内的虎豹，发怒的时候，会从洞内跳出来，打死些獐猫鹿兔，打得厌倦了，便仍回洞内，度那优裕懒散的生活。二十六年以后，世宗杀夏言，杀曾铣，杀丁汝夔、杨选、杨守谦、王忏，乃至杀杨继盛，杀严世蕃，都是同一的心理作用。然而世宗毕竟厌倦而衰迈了，整个的政权慢慢地从手里落下，严嵩、严世蕃父子就乘此盗弄君权，显赫一时。可是大柄仍然在世宗手里，当他从斋醮中清醒过来的时候，严嵩不免奉命回籍，严世蕃竟至身首异处。假如这是当时政治的轨道，那么居正入仕的那一年，明代的政治正在这样的轨道上面。
　　明代自成祖以来，政治的枢纽全在内阁。这是和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内阁近似、然而完全不同的组织。现代西方的内阁，是议会政治的产物；它的权力是相当地庞大，有时甚至成为国家的统治者，除了偶然受到议会制裁以外，不受任何的限制，整个的内阁，人员常在六七人以上，有时多至二三十人；全体阁员，不是出于一个政党，便出于几个政见不甚悬殊的政党；内阁总理，纵使不一定能够操纵全部的政治，但是他在内阁的领导权，任何阁员都不能加以否认。明代的内阁便完全两样了。整个的内阁只是皇帝的秘书厅，内阁大学士只是皇帝的秘书：内阁的权力有时竟是非常渺小，即使在相当庞大的时候，仍旧受到君权的限制；任何权重的大学士，在皇帝下诏斥逐以后，当日即须出京，不得逗留片刻；内阁的人员，有时多至八人，但是通常只有四五人，有时仅有一人；因为阁员的来源，出于皇帝的任命，而不出于任何的政党，所以阁中的意见，常时纷歧，偶有志同道合的同僚，意见一致，这只是和衷共济，而不是政见的协调；在四五人的内阁中间，正在逐渐演成一种领袖制度，这便是所谓首辅，现代的术语，称为秘书主任，皇帝的一切诏谕，都由首辅一人拟稿，称为票拟；在首辅执笔的时候，其余的人只有束手旁观，没有斟酌的余地，即有代为执笔的时候，也难免再经过首辅的删定；首辅的产生，常常是论资格，所以往往身任首辅数年，忽然来了一个资格较深的大学士，便只能退任次辅；首辅、次辅职权的分限，一切没有明文规定，只有习惯，因此首辅和其余的阁员，常时会有不断的斗争；政治的波涛，永远发生在内阁以内，次辅因为觊觎首辅的大权，便要攻击首辅，首辅因为感受次辅的威胁，也要驱逐次辅；同时因为维持内阁的尊严，所以他们的斗争，常是暗斗而不是明争；又因为内阁阁员，或多或少地都得到皇帝的信任，所以斗争的第一步，便是破坏皇帝对他的信任，以致加以贬斥或降调，而此种斗争的后面，常常潜伏着诬蔑、谗毁、甚至杀机。这样的政争，永远是充满血腥，而居正参加政治的时代，血腥正在内阁中荡漾．
　　嘉靖二十六年，内阁大学士只有夏言、严嵩二人。在二十三年以后，严嵩曾经当过一年有余的首辅，但是因为二十四年九月起用夏言，这是曾经当过三年首辅、资格较深的人物，所以退为次辅。夏言贵溪人，严嵩分宜人，他们虽然同是来自江西，却是属于两个范畴的人物。夏言是一味的高亢，严嵩便是一味的柔佞．夏言有时甚至和世宗反抗。世宗在醮天的时候，自己戴着香叶冠，一时高兴，制了几顶香叶冠，分赐大臣。第二天严嵩把轻纱笼着香叶冠，颤巍巍地戴进西苑来。夏言竟没有戴，世宗问起来，他只说大臣朝天子，用不着道士的衣冠。在他们同在内阁的时候，有一次严嵩跪在皇帝面前，泪水像雨一样地落下，说夏言欺负他，世宗想起夙恨，把夏言斥逐了，这是夏言第一次落职。以后便是严嵩的专权；贪污放恣成为政治的风气，所以世宗才想起重用夏言。夏言再入内阁以后，他们两人仍把以前的作风再行表演。世宗派小内监到他们家里去的时候，夏言只是坐着，把他们当奴才看待；严嵩却拉小内监并坐，数长数短地问着，等到小内监告辞的时候，更是满把的金钱塞到他们袖管里。世宗醮天，要有一道上给玉皇大帝的表章，一一因为写在青纸上，当时称为青词，一一便吩咐夏言、严嵩拟上来，夏言只是潦草塞责，严嵩便聚精会神，把他的文学天才，完全灌注到青词上面。这是第二次夏言、严嵩在阁内的斗争，但是这次夏言的失败，却失败在内阁之外。
　　自从明代开国起，直到神宗中世，国家的边患，只有北方的一面。元代的后裔都在北边，在他们分散的时候，对于国家，本来不成为多大的问题；但是一旦团结起来，常会给予国家一种严重的威胁。最初鞑靼骑士，未入河套，所以国家西边还比较安静。英宗天顺六年，鞑靼开始侵入河套，以后逐渐视为他们的给养地，不时再从河套出击，国家西边遂感觉不安。孝宗弘治十年，设总制陕西三边军务，所谓三边，便是指陕西省甘肃、延绥、宁夏三边，一切的布置，都是对付河套的鞑靼，以后称为“套寇”。第一任三边总制王越曾经主张以十五万大军穷搜河套，事未得行。武宗正德三年三边总制杨一清主张夺回河套，上言：“兹欲复守东胜，因河为固，东接大同，西接宁夏，使河套千里之地归我耕牧，开屯田数百里，用省内运，则陕西犹可息肩也。”但是杨一清的计划，也没有贯彻。到嘉靖年间，盘据河套的吉囊更加猖獗了。河套不清，三边永无宁日。夏言当政以后，二十五年夏间用曾铣总督①陕西三边军务。曾铣，江都人，虽然出生在风华绮靡的地方，但是却充满报国的热情。到任不久，十余万套寇冲入边墙，大掠延安、庆阳，曾铣一面以几千兵抵住套寇，一面却另派大军，直捣套寇的根据地，才算解了目前之急。但是曾铣认定最切实的办法，只有把鞑靼逐出河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