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总第二辑：公共管理与政策评论

公共服务中的公共利益问题及其对中国改革方向的启示
　　一、引言
　　中国正在工业化、现代化、信息化、城市化和全球化的道路上迅跑。为应对前进中的挑战，政府已从全能管理的制高点战略撤退，而开始酝酿向推动型、规制型和服务型政府的转变。
　　从本职上讲，“政府”一词指的是“制定并执行政策和规则的权威部门或权威程序”（Lehne，2001）。它具有一种天然扩张的倾向。一直以来，西方政治传统对此始终抱持一种警觉。比较起来，中国在建国以后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在传统的封建体制基础上移植了苏联的官僚体制。这一结合形塑了中国式管理模式的基本格局，其特点是比较僵化、霸气，政治上强势而经济上却不够理性。随着近年来改革进程的渐深渐巨，为适应经济发展的要求，中国开始尝试以服务型行政模式取而代之。
无独有偶，这个从管制到服务的转型过程也曾发生在19世纪的美国。19世纪往往被视为美国市政管理发展的轴心时期。许多市政府此时开始承担起直接提供公共服务的责任（Judd,1988；Mckelvey，1973；Monkkonen，1988，and Digaetano，1994）。学界通常以“服务型城市的滥觞期”(Monkkonen，1988；Digaetano，1994)为之格义。在此阶段，美国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日新月异，社会和政治问题却频繁激化，比如新移民与原住民间的对立就势同水火（Chudacoff and Smith，1988；Monkkenon，1988）。崭新的时代需要用崭新的科学理念和新兴的政党与政治领袖，取代旧时代的商业统治集团来治理城市（Chudacoff and Smith，1988）。于是，政府从前工业社会的规制型转变为直接向公民提供服务的服务型。当然，其结果不可避免地造成政府规模的膨胀、财政的扩张和权力的集聚。因为从摇篮到亡棂，从居民到企业的所有公共服务皆由政府直接负责。那么，能否据此推断中国的服务型政府改革同样意味着将走向更大的政府呢?就其动机而论，答案断然为否。“服务型政府”实际旨在发扬政府官员“以民为本”的服务意识。但从逻辑上讲，一旦强调了政府的服务功能，相应的规模扩张又几乎无可避免。事实上，若以投入的人员和预算规模两个维度来考察政府公共服务的水平，那么中国距离西方发达国家确实尚存差距。由此，本文的核心论旨即在于厘析中国服务型政府改革的确切含义，进而讨论服务型政府改革的未来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