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明清研究丛书—清代书院与学术变迁研究

第一章　导论
　　〔第一节书院的起源〕
　　在中国古代正规的教育体系里，书院没有明确的定位，但是两宋以降千余年间，无论是研讨教育史还是学术史，书院都是无法回避的重要制度。根据现有文献记载，书院之名最早见于唐玄宗时的丽正书院与集贤殿书院①，不过性质只相当于官方的图书事业机构，而非聚徒讲学的场所，所以清人袁枚云：“书院之名起唐玄宗时丽正书院、集贤书院，皆建于朝省，为修书之地，非士子肄业之所也。”；①虽然正名要到宋代，但是作为书院重要内涵的私人聚徒讲学，实际早已渊源有自，至少可以追溯到孔子的时代。在孔子之前的殷商西周时期，巫史之士掌管文化教育，贵族子弟垄断了国学、乡学等接受教育的场所，所谓“学在王官”。而进入春秋时期之后，由于周天子权力旁落，公室衰败，国学及乡学难以为继，“学在王官”的局面演变成“天子失官，学在四夷”。士人散落民间，凭借掌握的六艺知识聚徒讲学、著述立说，学术授受从官府转向私门。孔子时期的私学规模已经相当可观，《史记·孔子世家》说：“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战国时期，“王道既微，诸侯力政，时君世主，好恶殊方”②，聚徒讲学更成为时尚，各家立派建说，相互驳难，形成百家争鸣之势。春秋战国时期的私学，无论是内容还是形式，都可以视作后世书院讲学的滥觞。
两汉时期，崇尚儒术，把经学作为经世济民、平乱反治的工具，官学颇盛。汉武帝采纳董仲舒、公孙弘的建议，设五经博士并立太学，讲经授徒。各郡国县官选择“好文学，敬长上，肃政教，顺乡里，出入不悖”者，作为五经博士的弟子，至太学受业。
　　①欧阳修《新唐书》卷四十七《百官志》：“（开元）六年，乾元院更号丽正修书院，置使及检校官，改修书官为丽正殿直学士。八年，加文学直，又加修撰、校理、刊正、校勘官。十一年，置丽正书院修书学士，光顺门外，亦置书院。十二年，东都明福门外亦置丽正书院。十三年，改丽正修书院为集贤殿书院，五品以上为学士，六品以下为直学士，宰相一人为学士知院事，常侍一人为副知院事，又置（转下页）（接上页）判院一人，押院中使一人。”
张九龄等《唐六典》卷九也记载开元十三年，改集贤殿修书所为集贤殿书院，有学士、直学士、侍讲学士、修撰官、校理官、知书官等。“集贤院学士掌刊辑古今之经籍，以辨明邦国之大典，而备顾问应对。凡天下图书之遗逸，贤才之隐滞，则承旨而征求焉。其有筹策之可施于时，著述之可行于代者，较其才艺，考其学术，而申表之。凡承旨撰集文章，校理经籍，月终则进课于内，岁终则考最于外。”
　 ①袁枚：《随园随笔》卷十四，《袁枚全集》第五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
　 ②班固：《汉书》卷三十，《艺文志》第十，中华书局，196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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