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冲突和社区（1796—1895）（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编译丛刊）

第1章　市民
　　有关中华帝国晚期历史的热烈讨论之一涉及明清时期城市中“城市文化”的发展程度。比如，牟复礼（F.W.Mote）曾坚持认为：在中国，没有我们习见的西方中世纪以后所发生的独特的城市化：
　　在中国，城市文明与乡村文明间清楚的分野很早就消失了，尽管这种分野在世界上许多别的地方曾长久地存留下来，直到近代才消失，而在其他文明中，这又产生了一种独特的城市心态。在中国，这种心态得以存在的社会条件，在帝国时代开始时似乎就已经消失了，它消失得如此之早，以至于那种城市优越感荡然无存了。
　　罗友枝（Evelyn Rawski）则要谨慎一些，她最近总结说：在文化方面，清代中国城市与乡村的分离可能远不及近代早期的法国那样明显。
　　然而，其他一些西方学者却指出：早在宋代，中国就已出现了富于生机的“城市文化”，并对此作了描述；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学家们则就晚明时期出现的“市民”类型作了长期的考察，认为这种“市民”超越了经济阶层，作为一个整体，摆脱了土地的桎梏，并起而反抗封建政府的压迫。最近，姜士彬（David Johnson）系统地阐述了对牟复礼观点的反驳意见。概言之，他认为市民的出现可以前推至唐代：
　　由于城市社会和经济生活变得日益复杂，真正的城市文化开始出现……人们开始对城市和乡村的差别习以为常；“城市”的概念（相对于长期以来为人们所熟悉的“帝国”不同层次的行政首府而言）被纳入了公众语汇之中……就城市自身而言，“城市”这个概念，首先是远离人们熟知的乡村村庄世界的一种表现形式；与此密切相联系而且同样重要的是：它意味着城市居民不同于农民。有关这一问题的争论还远未结束。实际上，这样一个涉及根本性认识、且关涉面广泛的问题，很难得出特别肯定的答案。但是，通过对汉口（一个在人口来源和职业方面都无比复杂的城市）的实例研究，势必将得出这样的结论：至少在一些中国城市里，存在着一种作为“市民”的共同身份的强烈意识和独特的城市心态。本章的目的之一便是探讨此种“市民意识”与“城市心态”的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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